Analyzing Taipei Mayor Ke Wen Zhe’s Cross Strait Policy through Science, Public Opinion, and 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ritten by Vera Huang.

2019月3月20日 ，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美國智庫 （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傳統基金會暢談自己的施政理念表示 ： 「我相信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有三個要素 ： 民意 ， 科學 ， 價值 。 政策決定時，我們當然不能違背多數，所以「民意」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決策要素。

再來是「科學」，決定政策時，要把自己當作科學家，而不是命理家，我們希望政策是基於科學能檢視的論點來制定。最後是「價值」，價值是很主觀的，但我相信價值對於凸顯不同的群體間差異很重要，你相信或堅持什麼價值很重要，每天，你都會和外界交換許多價值觀，但真正能留在你心裡並且決不輕易改變的，那就是你認同的價值。對我而言，我相信普世價值，而民意，科學，價值，這三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制訂政策的重要依據。總而言之，我對政治的理想是，政治，應該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把小問題都解決了，就沒有大題」。

順應民意施政是否就能成功？

2019年1月24日台北市研考會公佈柯文哲就職四週年民調，其中對柯文哲表現滿意度為58.6％，不滿意度為31.5％。柯文哲就任四週年，回顧柯文哲就職滿月，研考會民調滿意度近80％，就任週年滿意度約69％，之後年度的滿意度均不及格，包括上任2週年的滿意度為4成8，上任3週年滿意度5成8,4週年滿意度5成9.針對台北市政府行政效率以及服務態度，滿意度則分別為65.9％，77.2％，顯示台北市的行政效率和生活品質獲得多數市民的認同。此外，民調顯示，各施政項目包含交通，治安，聯合醫院，文化活動等滿意度皆達5成;公共工程，教育，社會福利工作滿意度雖未達5成，滿意但度仍高於不滿意度。根據上述民調顯示，柯文哲施政堪稱成功，如同管仲所言，「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仲認為：政權之所以能興盛，在於順應民心;政權之所 廢弛，則因為違逆民心“群書治要三六○”<貴德篇>：景公問晏子一文提到：

景公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如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系，上下無所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說：「要使謀劃的事一定實現，所做的事一定成功，有這樣的方法嗎“晏子回答：”有。“景公問：「？那方法是什麼」

晏子答道：「謀劃的事與道義相合就肯定能實現，做事順應民心就肯定能成功違反道義來謀劃，違背民意來行事，從未聽說過能長久的以前，夏，商，週三代興盛之時，謀劃必定考慮是否符合道義，做事必會依照人民的意願。到他們衰敗的時候，所謀劃的策略違背道義，所興辦的事情又傷害人民。所以符合道義，依照民意，是謀劃和做事的正確方法。

民意是施政成功關鍵因素，春秋時期外交，思想家晏子提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民意是施政成功關鍵因素，古今中外皆然民意如何在政治發揮作用？民意是一種意識形態，是由情感產生的，而不是從理性認知而來。這不是專業學術實證的思想，而是由於媒體對人們情感領域有目的影響。有時候民意經常曲解政治現象，或只對自己政治正確有著不可動搖的偏見。偏見在政治現象普遍存在，沒有合理理由的存在著。然而，儘管民意特殊屬性，但缺乏民意為基礎，政策也難以推動，這就是民意為何是決策者重要的工具的原因。從本質來看，民意是集體意識的政治內涵，是政治制度運作的必要工具。執政者實現政策目標，成功與否取決於民意方向，這也是為什麼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每個國家都存在著爭取形成民意與輿論的鬥爭：新 聞，廣播，電視，政黨，議會等。在現代政治社會之中，民意在民主制度中形成，在民主制度之中，在人民完全識字的條件下，能自由的表達與捍衛自己的觀點，輿論成熟度取決於人民的意識。人們的意見具多樣化，長期性，永久性的，同時新民意也在醞釀之中，重要的是，政府須要掌握新民意的內容，方向與強度，特別是滿意度雖未達五成的施政，是未來市政府需要關注之處。

治國不能過分強調科學，也不能過分強調人治

美國學者Geoffrey C. Bowker認為，“如果人若無數據，就不存在”。意思是人存在與數據息息相關，數據因人而有意義，數據本身不會說話，必須由人利用語言賦予其意義，數據才有存在的意義。柯文哲曾強調，「沒有統計就沒有統治」。「沒有統計就沒有統治」，是對還是錯？也有人說，「政治學不是科學，像是柯文哲追求科學統治的政治人物，治理台北市不算成功。。觀察各個地方政府網站上，大數據使用情況相當普遍。例如大數據分析如何解決交通流量，以台北市為例，如何改善內湖交通問題一直是外界質疑柯政府的一個問題，有專家建議運用大數據分析解決交通流量，以疏通代替圍堵解決內湖交通問題。對決策者而言，大數據分析只是一個輔助的工具，無法成為解決問題工具，解決問題也只能靠行動。曾經聽聞一位交通專家提到過去解決大直 橋塞車問題經驗談，不但親自每天到路口觀察，甚至搭乘直升機觀察路面塞車狀況，終於找出原因。數字不代表一切，也不能取代在地觀察。一個成功的，有智慧的決策者，不但有理性有感性，不能過分強調科學，也不能過分強調人治。

文柯的施政價值觀察未來兩岸政策
柯文哲提到「價值」之說，重申堅信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等普世價值，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朋友，共享相同價值與信念…….雖然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但與美國價值理念相近，「親美友中」是台灣最適當的國家戰略。回顧過去柯文哲曾表示，「台灣價值還是一個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法治，人權，關懷弱勢，永續經營這一些的普世價值在台北的實現，再從台北，推廣到整個台灣，這才是我們心目中，要的台灣價值。」如果這是柯文哲口中的價值，到底該如何解釋所謂施政要符合普世價值，核心概念為何？
所謂政治價值觀，也就是政治主體（個人，團體，階層，國家等）承認政治生活中某些現象，過程與規範的重要性，這些元素體現在社會政治經驗中，是激發，指導與證明政治人物的行為的指標，反映社會與群題 展的狀況，需求等。政治價值觀同時反映在各個階層，群體與個人的利益之上。從利益的角度來看，不同政治結構有不同的看法，基於人道主義，價值觀可能是民主的，基進主義，最重要政治價值是一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如同柯文哲強調的人權，法治，思想，人民參與政治，政治文化
等等。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區分四種社會行為：有目的性理性行動;價值取向的理性行動;傳統的行動;情感行動價值理性行動與情感行動不同，情感受到思想的風俗習慣所導引;價值理性行動強調的是高度的意識，對某些價值觀的關注以及實施的一致性。當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正義，人權，榮譽等觀念行事時，符合價值理性的行動，一個人依照價值觀按照法則行事，價值觀可提供政治行動的目標與指導方針。

愛因斯坦認為，「科學不能創造目的，更無法把目標內化在人類心裡;科學只能為某些目的提供實現的途徑然而目的本身是一些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所構想的」意識形態扮演著科學無法回答的問題做出決定，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的一種不同而非科學的形式，正如亞里士多德：「人們可以研究三角形的角度總和是什麼，但無法決定哪一個更好」 。在實際政治場域之中，決策是「更好」或「更糟」，取決於價值為何。

儘管「親美友中」國家戰略遭到質疑，柯文哲表示，「兩岸政策也沒辦法完全清楚，兩岸一家親只是一種態度，自己只是先表達態度」。事實上，柯文哲兩岸政策價值觀與國民黨強調「親美，和陸，友日」並無不同，「平衡策略」是柯文哲價值觀與意識型態，是一個未來觀察柯政府兩岸政策的一個重要指標，輪廓已逐漸浮現。
過去柯文哲曾發表不少親中言論，一方面又認為美國價值理念相近，顯然其意識形態試圖在美中台關係中營造「戰略模糊」，爭取三邊關係最大利益。
柯文哲兩岸政策偏向國民黨路線，提醒美中台政策主導權仍在美國手上，過去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時期親中西進政策，與當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推出「重返亞太」抗中戰略違和，加上太陽花運動，使得國民黨失去政權。

蔡政府的兩岸政策以「維持現狀」為基調，不給美國製造麻煩，換取美對台政策穩定。柯與蔡政府的兩岸政策強調親美，但對中路線不同，候選人是否能成功爭取2020總統大選門票，美國支持是關鍵，惟在美國質疑柯的「兩岸一家親」，「友中」沒說清楚的部分，未來更需要謹慎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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